近日媒体报道，79岁的何文福老人于48年前被湖北钟祥县法院和荆州中院以强奸罪先判20年后改判15年。审判期间他一直未认罪，自服刑起，他也一直写信伸冤。
直到2015年之后，当初本案的三位证人吴国富、范德才、谢翠香都站出来证明何文福没有作案时间。甚至作为强奸案“被害人”的卓某，也在按了手印的情况说明中说：是办案人员“要我指认是何文福作的案，当时我知道不是何文福害的我，但我只能按办案人员的指示咬定是何文福作的案”。（媒体报道参见 2023年7月3日津云新闻
《证人相继“翻证” 受害人证其清白 背负“强奸罪”48年的老人看到了希望》
）
上述新证据都形成于2017年及更早点，而2019年省检察院依然驳回了何文福的申诉，现在到最高检申诉也已经三年了，答复的结果依然只是，案件处于中止审理状态，还在进一步审查之中。
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第253条明确规定：“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、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，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，就应当重新审判。”最高检《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规定》第45条第1款第（5）项也一脉相承，明确规定“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、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，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，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。”
那么，何文福老人提交的新证据，是否达到了“证明原判决、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，可能影响定罪量刑”的程度呢？回答无疑是肯定的，因为没有作案时间就不可能作案，这是常理、常情和常识。
例如《刑事诉讼法》第42条明确要求辩护人，若收集到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（没有作案时间当然是不在犯罪现场）的无罪证据，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，目的就是要尽快排除嫌疑人的作案嫌疑，以便及时放人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。因此，本案即使没有被害人新的证词，否认何文福作案，也应达到了启动再审的程序条件。
更何况本案还有被害人卓某说明当年的情况，称何文福不是当年的作案人，这本身就是“一票否决”的新证据。“看到（被害人出具的）情况说明的那一刻，何文福激动地哭了，‘受害人都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我坐了十几年牢，真的是太冤枉了。’”然而，何文福似乎至今也并没有等来案件的实质性推进。
笔者注意到，上游新闻前年报道本案时，标题竟是《河南七旬老汉背负“强奸”罪名46年，被害人发声称当年未被强奸》，媒体人都能调查到“未被强奸”情节，申诉复查机关查不清这些情节？被害人当年很可能真的就没有被强奸，只是被抢3元钱，当然当时3元钱也不是小数目，构成抢劫罪也没有问题，问题是现在被害人称何文福不是当年的作案人，复查机关理应对被害人深入调查，当年为何会形成那样的笔录，现在为何更改证词，新证据若没有作伪证的情况，理应抗诉再审。如果查出被害人作伪证或辩护人指使被害人作伪证，那就另当别论，但也要有个明确说法。
再审之难，此案可见一斑。司法机关在如此多关键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，就是不启动再审程序，到底是谁提高了再审的门槛，又是什么因素在从中作梗，值得沉思和追问。
据了解，有的复查机关和人员实在没有推托理由了，就要求申诉人证明，当年的办案人员是基于什么动机和理由要把他办进去的。然而，当时的办案人员现在怎么可能出来“自证其罪”，这有多少期待可能性？！这明摆着是申诉当事人不可能完成的证明任务；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，他也没有这样的证明责任。
一个法治社会，究竟是司法及时纠错，还是继续让申诉人蒙受冤屈，答案本不言自明。但落实到具体案件查起来就格外难，落实到某个办案者身上，自己办自己就更难。正是因此，自上而下的监督就需要发挥作用，监督的时间也要有明确的界限，不能一再找缘由被中断，被拖延。
当事人已经被不公正的司法伤害过一次，本案的申诉再继续拖下去，就等于是对当事人进行二次伤害。一个人的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八年，相关复查机关应尽早给何文福老人一个说法。
（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；南方都市报、新京报、法治日报、澎湃新闻、红星新闻、荔枝新闻等多家媒体的特约评论员；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刑案研究院院长）
